【课内阅读】最苦与最乐

课文音频最苦与最乐（梁启超）文本解读拓展资料梁启超简介《最苦与最乐》和梁启超的“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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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苦与最乐（梁启超）

1. 选自《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有改动。梁启超（1873-190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思想家、学者。著作大多收入《饮冰室合集》。

（1）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

（2）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做分外希望），虽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3）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于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是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已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一日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夜里头便是过的苦痛日子。一生应尽的责任没有尽，便死也是带着苦痛往坟墓里去。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病、老，可以达观排解得开。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有比这个更加重的了。

（4）翻过来看，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如释重负”；俗语亦说的是，“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越久长，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种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是真乐。人生须知道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一翻过来，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快乐之权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说“无入而不自得^[2]”，正是这种作用。

2. [无入而不自得]语出《礼记·中庸》。意思是，君子无论处在什么境遇都能保持安然自得。

（5）然则为什么孟子又说“君子有终身之忧^[3]”呢？因为越是圣贤豪杰，他负的责任便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种种责任来揽在身上，肩头的担子，从没有放下的时节。曾子还说哩：“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那仁人志士的忧民忧国，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虽说他是一辈子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里尽责任，便日日在那里得苦中真乐，所以他到底还是乐不是苦呀！

3. [君子有终身之忧]语出《孟子·离娄下》。意思是，君子有终身的忧虑。

4. [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语出《论语·泰伯》。意思是，（士）肩负沉重的使命，要跋涉遥远的路途，到死方休，不是很遥远吗？

（6）有人说：“既然这苦是从负责任生来，我若是将责任卸却，岂不就永远没有苦了吗？”这却不然，责任是要解除了才没有，并不是卸了就没有。人生若能永远像两三岁小孩，本来没有责任，那就本来没有苦。到了长成，那责任自然压在你头上，如何能躲？不过有大小的分别罢了。尽得大的责任，就得大快乐；尽得小的责任，就得小快乐。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远不能解除了。

文本解读

一、整体把握

痛苦与快乐，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哲人们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平常百姓也有许多感悟和思考。梁启超的这篇《最苦与最乐》思想深刻，格调高雅，既有儒家的进取精神，又有佛家的超凡智慧，读来脍炙人口，掩卷沁人心脾。它从最苦和最乐两方面来谈人生的责任，告诫我们：人生在世，必须要对家庭、社会、国家以及自己尽到应尽的责任，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最苦与最乐》表现出了深远的价值取向。作者提出的快乐和幸福是“尽责任”，这一立意不同凡响。把“升官发财”看成幸福和快乐，未免低俗；说“别人的幸福才是自己的幸福”，看似高尚，却将陷入循环论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面对死亡这一特殊境界的高尚和豪壮，却没有时间和情境的普适性。而“尽责任”这一立意，高尚、深刻、朴实、永恒，具有极强的普适性。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尽自己的责任—对亲人、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

文章的论点是一对姊妹命题：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尽责任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作者将论证的重点放在“快乐”的反面“痛苦”上面，先论证“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再来论证“尽责任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文章开篇用了一连串的排比设问，提出了“贫”“失意”“老”“死”这些关于人生最大痛苦的许多答案并一一加以否定，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为什么不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而要先否定其他答案呢？因为把贫困老死之类当作人生最大的痛苦，正是许多人的想法。否定这些答案，读者就要寻找新的答案、合理的答案。这时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就不显得突兀，而有一种水到渠成之妙。接下来，作者进一步指出责任“未解除”的种种情况和由此产生的痛苦状态。对于责任“未解除”的具体情况，这里指出了承诺未办、欠钱未还、恩惠未报答、得罪人未赔礼几种。这几种情况，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易于被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由此而生的痛苦情况是不敢见面，梦里有影子缠着。然后将这种情况延展到对家庭、社会、国家乃至自己，使议论更加深入。

在论证“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的基础上再来论证“尽责任是最大的快乐”就容易了，作者只增加“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是真乐”这一论据，便水到渠成。至此，两个分论点已经证明，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但作者知道，一些读者的思想上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既然负责任是痛苦的，那么不负责任不就没有痛苦了吗？为了解开这个结，作者设立了第三个分论点：人生应当勇于负责，而不应当逃避责任。其正面理由是：责任越大，痛苦越大，快乐也越大；其反面理由是：责任是逃避不了的。这两个方面互相支持，使论证更加有力。

二、素养提升

教学中，首先可以让学生在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感知文本大意。其次，让学生自主搜集有效信息，交流收获，在教师的帮助下整合相关信息。最后，引导学生厘清文章脉络，对重点词句进行感悟。通过三个层次的略读指导，让学生对文本有一定的认识。此时，教师再次引导学生交流，如文本写了什么，自己有何感受，帮助学生建立简单的学习框架，从而在整体上促进学生略读能力的培养。

略读教学重点在“略”，但并不排斥精读。对于文章的精彩之处，教师在关键之处还要引导学生细细品读，使略读与精读互相融合。略读教学的重中之重是拓展延伸，激活学生已学课文的教学价值，给予学生更为自主的阅读空间，逐步向个体阅读和自由阅读过渡，促进学生个体的真正发展。

对阅读速度的考查是略读能力的又一项重要内容。阅读理解程度与阅读速度是略读中的一对矛盾，要求较高的阅读理解程度，势必放慢阅读速度，要加快阅读速度，又势必影响对文章的理解程度，因此，对略读能力的培养必须将学生对阅读内容的理解与阅读速度两者结合起来。

三、问题探究

1. 怎样理解这篇文章的语言风格？

本文的语言既凝重又轻灵，既流畅又简洁。

庄重，是梁启超文章的一贯风格，本文所谈论的话题又是关于人生观的大问题，谈论起来自然多一份审慎，多一份深思熟虑，于是就形成本文所特有的凝重。作者将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娓娓道来，语重心长。例如：“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这句话非常深刻，读来使人感到教诲颇深。

本文语言虽凝重，却也轻捷自如，有一股灵动之气，主要表现在多种句式、表达方式、论证方法的综合运用。例如就句式而言，开头就运用了设问句“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除此还有陈述句和感叹句，有肯定句和否定句，还有主动句和被动句。多种句式的变换使文章显得不单调，语言生动活泼。就表达方式而言，以议论为主，叙述、抒情为辅。就论证方法而言，既有演绎论证，又有归纳论证，还有许多地方用了引证法。单就引用而言，文章就用到了古语、俗语和名人名言，而且每次引用的具体表达都不一样，例如，引用“如释重负”时，作者说“古语说得好”；引用“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时，作者说“俗语亦说”；引用“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时，作者用了“曾子还说哩”，一个“哩”字，轻灵之气何其足也！

本文的语言十分流畅。排比的运用增强了行文气势的流畅，有力支撑了论证。文中的排比句很多，如“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等。本文语言还十分精练简洁。在文中作者使用了概括性强、富有表现力的语句。例如，用“海阔天空”“心安理得”等成语形象地表现出责任尽完之后无比放松和快乐的心情；用“那仁人志士的忧民忧国，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概括了世间伟人所尽的大责任。

2. 作者是怎样将道理说得清晰透彻，令读者易于接受的？

课文前半部分论证“未尽责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时，主要运用了摆事实的论证方法。作者首先列举了对个人的责任：“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以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来启迪读者认识什么是“未尽责任”，进而叙述“未尽责任”将会有怎样的痛苦。然后作者又由对个人说到了“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有着应负的责任，接着说这些责任未尽到而产生的种种痛苦的状态。作者这样多方面、多角度摆事实来论证观点，把道理阐述得非常清楚明白。

课文的后半部分论证“尽责任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时，则主要采用讲道理的论证方法。一方面，作者引用古语、俗语和孔子、孟子、曾子的话充当理论论据，来论证什么是最乐”；另一方面作者自己言辞恳切地讲道理，向读者分析观点的正确性，如“那仁人志士的忧民忧国，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虽说他是一辈子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里尽责任，便日日在那里得苦中真乐，所以他到底还是乐不是苦呀！”这样先举例子，再引用名言，接着自述大道理，论述层层深入，观点也更加鲜明深刻。

拓展资料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中国思想家、学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卒于北京。自幼受传统教育，光绪十年（1884）中秀才。1885年人广州学海堂，治训诂之学，渐有弃八股之志。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遂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走上改良维新之路。

1895年春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笔锋常带感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1905年至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撰文介绍西方宪政宜传立宪政体。1907年10月，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并派人回国直接参加立宪活动。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梁启超的活动不为清朝统治者所容纳，政闻社也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暴露，梁启超遂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密谋，策划武力反袁的护国战争。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先后担任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都参谋、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长等职，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逐渐成为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梁启超认为“护国”成功，遂主张解散军务院，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段祺瑞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出卖主权，遭到全国民众反对，11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并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也使其深感不安。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还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早年参加文学改良活动，主张文学要反映时代精神。1901年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论著。

1920年后，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最苦与最乐》和梁启超的“新民说”

中国近代是一个中西交汇、新旧杂糅的历史转折时期，时代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梁启超在政治、文学、思想、学术等领域的显著功绩，使他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关于他的生平，梁启超自己的一段话颇能概括：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佘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梁启超的经历类似于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直到鸦片战争，我们中国还一直沉浸在大天朝”的梦中，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七大洋。而西方对中国的侵入，打破了这一幻梦，中国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命运，幻梦初醒的中国人需要去重新认识世界。梁启超正是在这一历史境遇中，自觉担负着时代的使命，以他的“文”去启蒙尚在混沌中的中国人。梁启超身上交织着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特征。他的为文，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他的政治，却以文字为工具，不管为文为政，其终极目标皆为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文章著述是如此之多，影响之大，近代没有第二人可以与之并论。在此意义上说，梁启超是一位了不起的近代启蒙思想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他从小聪明颖慧，5岁识字，6岁读完《五经》，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少年得志，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才子。17岁人京会试，准备在科举的大道上一展宏图。之后，梁启超为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所吸引，中国衰败的国运同时也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拜康有为为师，在康的启发下，他开始走上一条维新改良的新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蕞尔小国”竟然打败“泱泱大国”，惨痛的社会现实强烈地刺激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康有为组织了变法运动，梁启超是这一变法群体的得力骨干。他参与“公车上书”、强学会、湖南新政等维新活动，同时还担任《时务报》的总撰述，力倡引进西学，变法图强，这时他的文章开始风靡全国，一时间声名大起。同时代的胡思敬说：“当时《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戊戌履霜录》）“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开始了十几年流亡政治家的生活。在日本，梁启超能够更加自由地吸取西学，思想又有新的变化。他反思维新变法的失败，意识到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开启民智、振发民气、培养民德。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中，梁启超成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他以言论影响世人，造成一股席卷全国的威力在他先后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中，梁启超广泛地介绍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经济、教育和文学艺术，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民权思想，对开阔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启发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同时代的黄遵宪说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无过于此者矣”。（《梁启超年谱长编》）而胡适谈到梁启超给他的启示时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四十自述》）

辛亥革命后，1912年9月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又登上政治舞台的前沿。先后担任过司法总长、制币局总裁，参加过护国战争及讨伐张勋复辟，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力主中国参战，并前往欧洲游历，在巴黎和会上为争取中国的利益奔波努力。1920年返京，从此放弃政治活动，全力从事于教育文化事业，而在此之后，梁启超的贡献多在对现代学术事业的建构上。

以梁启超的性情论，他一生以“善变”著称，自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社会形态尚未定型，一切都在随时变迁，而梁启超始终保持着少年心态，锐意求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青年人的人生导师，把许许多多曾经“新”过，但很快又“旧”的人物远远甩在后面。但梁启超始终不变的原则和目标是他的启蒙理想，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一个国家独立于世界，在于其国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都能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因此梁启超启蒙的主旨是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新的人格形象首先在于根除国民的奴隶性，培养国民新的近代精神。具体是指有国家至上的团体意识，勇于进取的竞争意识，权利义务的法律意识，自由、独立、进步的现代意识。

梁启超在1918年10月后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专栏讲辞，《时事新报》和《大公报》都有刊载。其中《最苦与最乐》刊载于《时事新报》1919年1月8号的“星期讲坛”上，文章从人生的体味讲起，阐发了资产阶级的人学说中的公民权利义务观。梁启超说人生的乐莫在于责任的完成，而人生之苦莫不于责任的肩负，归根结底，人都要完成自己的责任，才能最终得到生活的趣味。为什么会这样？梁启超只是从生活的琐事来娓娓道来，没有摆出深奥的精义，却丝丝入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体现出梁启超启蒙民众的苦心孤诣。他在《论权利思想》中则阐述得更透彻，“对人不尽责任，譬之则杀人也，对我而不尽责任，譬之则自杀也”。我们今天看来有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在当时却有别样的意义，因为当时的封建专制，造就了一批特权阶级，他们是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的，梁启超批判了这种特权阶级，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人人独立自治的民主社会。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比，梁启超的“责任说”有不同的特征。从孔子提倡“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乐处”，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襟怀，谆谆教导的都是儒家个人的品德修养。而梁启超以为中国的“私德”已发挥几无余蕴，所缺者唯“公德”也。“私德”就是人人独善其身，“公德”是人人相善其群。梁启超以为责任是“公德”之一部分，人人尽自己的责任，才能造就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新秩序的文明社会。

梁启超的大半生一直处在政治的漩涡中，写作了大量的政论文，为维新变法进行文化启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文体”风格。梁启超对此有过说明：“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最苦与最乐》亦秉承其一贯的写作风格，论证严密，环环相扣而又平易畅达；文章用白话写成，比“新文体”的散文则更解放了一步，无形中呼应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体现了梁启超的“文学救国”思想。

（文/何宏玲，选自《语文建设》2003年第2期）